上訪制度的陽謀
杜君立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荷爾德林 中國民選村長錢雲會之死使人們再一次將目光停留在面目可疑的上訪制度上，如果說公民孫志剛死於中國收容制度，公民唐福珍死於中國拆遷制度，那麼公民錢雲會就死於中國上訪制度。
成人世界是一個不可告人的世界，比如說陰毛。一個地下党被抓，警察逼迫她給首長寫信，誘首長自投羅網。這個地下黨急中生智，偷偷將一根陰毛夾在信中。首長收到信，正準備出動，突然發現了這個偉大的陰毛。首長舉著陰毛嚴肅的說：陰謀啊陰謀！
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是具有悠久的宮廷密謀傳統的陰謀制度。所謂陰謀，就是陰險的謀略，簡單地說，就是誰比誰更陰險。當年瞿秋白做了一陣党的領導人，就哀歎自己不是“政治動物”而只是一個人。搞政治搞成了動物，連人都不是了，政治夠肮髒的了。
我一朋友在黨校教書，我問他都教什麼課目，他說主要是《陰謀學》，不知他是開玩笑，還是真的有這門課程。中國人喜歡搞政治，一旦搞了政治，就經常被政治搞，搞到後來，就變成了不要臉的政治流氓。臉沒有了總不好，只好做個假臉戴著，這叫做面子。所以政治流氓最講面子，面子大了，就叫做面子工程。有了面子，臉就可以不要。
陰謀說出來，總有一種不要臉的感覺，所以就得動用面子，生生得“陰謀”被改成了“陽謀”。陽謀的意思是說，我就不要臉了，怎麼著，你能奈何我？
陽謀是毛髮明的，當然他是個偉大的發明家，發明了很多，比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毛在野的時候，是個民主派，組織農會抗稅，組織工會罷工，和政府對著幹。毛執政後，自稱“無法無天”，解散農會工會，禁止一切抗稅罷工，甚至禁止要飯。
毛需要一個民主的面子，就發動大鳴大放，要求全國人都來給執政者提意見提建議，越多越好。葉公好龍是因為龍沒有來，龍真的來了，葉公嚇破了膽。毛面對這些真誠的批評勃然大怒，老虎屁股摸不得，決絕地將這些批評者置之於死地。毛在解釋他這樣做的合理性時得意地說，這叫引蛇出洞，叫陽謀。這一招其實不算什麼，運氣不好的時候誰都可能碰到。比如在火車站，一個少婦勾引你上床，等你剛辦完事，她家男人一手拿結婚證，一手拎菜刀出現，他說你搞了他老婆，你能說什麼？從前我住在右安門附近，就是北京南站，那時候還沒有奧運會，那裏是北京最破爛的地方，被叫作“南下窪子”。那裏有一個很小很破經常緊鎖的大門，掛個牌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上訪辦公室”。每每從那裏路過，我常常驚訝於那些睡在垃圾堆裏衣衫襤褸的上訪者，他們之可憐和淒慘令你有活在地獄的感覺。
在匹夫無罪的共和國公民孫志剛被體制活活打死後，收容制度已經被非正常地倉促取消了，但還有見不得人的勞改制度、城管制度、戶籍制度、拆遷制度和上訪制度，這些制度依然在殘酷地絞殺著無數無辜的共和國公民。這些制度不僅違憲，更嚴重地侵犯人權。這些非法制度的取消是必然的，除非中國的將來更糟糕。上訪制度的設計原理來自於黑暗透頂的皇權專制時代的攔轎喊冤告禦狀，依靠清官和皇帝，用更大的權力來制約較小的權力，著眼點在於權力而不在於人，它的意義在於權力崇拜而不是是非公理。
可以說，中國特色的打擊上訪運動實際就是2000多年來中國傳統帝國時代所謂‘京控’的現代延續。京控在清代被稱為“叩閽”，俗稱告禦狀。告禦狀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中國第一帝國時代——大秦帝國的法律就承認對初審案件的上訴權。漢朝早期的皇帝也曾命令將疑難案件上呈御前審判。至少從隋朝開始，明顯的受侵害者可進京告狀以期皇帝得知。但只有到了清朝，上訴制度在總體上，尤其是京控制度才發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
乾隆年間京控逐年增長。乾隆抱怨道，由於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都不敢阻止任何上訴送達他那裏，他用於派遣欽差大臣出京審案的費用直線上升。作為一種帝國時代的社會頑疾病，京控成為腐敗大臣和坤在官場上的對手們手中的有力武器，和坤通過控制上通下達而使政敵們無法在奏摺中對他直接攻擊，於是政敵們採取了這樣的方式向乾隆展示帝國的衰敗狀況。嘉慶時代廣開言路推出帝國振興運動，決心重振大清朝政，命令受理所有京控。結果上訴潮水般湧來。
在帝國體制內，官吏集團內部構成複雜的利益關係，司法根本沒有任何權威和獨立性，這種京控的結構性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同治初年和末年，一件京控案件，少則需要三年兩年，多則需要十幾年二十年方可審結，而審理的結果則以“申訴不實”、“捏詞具控”者居多。到光緒年間，關於“近年各省京控，從未見一案平反”，或“州縣承審京控上控各案，往往逾期不結”的記載便是極為常見了。
《鍘美案》畢竟只是一出民間戲劇，但清末時代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常常被當作中國告禦狀的經典案例，事實上與其說它是上訪的成功，不如說是現代媒體在中國的第一次勝利。在此案復審期間，新創刊的《申報》對該案進行了詳細地全程追蹤報道，3年間發表了70多篇相關文章，使得該案廣為人知，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同情。正是在全社會廣泛的輿論壓力之下，此案才最後獲得公正的審判。中國以忠孝治天下，在中國歷史的帝國語境中，告禦狀本身就是以小犯上的大逆不道之罪，因此很難獲得帝國實質的同情和支持。告禦狀一般都被當作“刁民”的典型特徵。清順治時代。朝廷“文件”就明確規定：凡告禦狀者一律先打40大板再說。到了康乾雍盛世，任何到北京告禦狀者一律收入刑部監獄，進行統一折磨。乾隆皇帝在一次講話（聖旨）中說：“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訐其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乾隆對待上訪者的辦法是，你告的是誰，就把你交給誰來處理。因此乾隆時期，上訪者一個比一個死得慘。
可以說，上訪制度是一種醜惡的中國傳統，它只是存在於民間傳說中的一線光明，在現實中，上訪制度卻是吸引被蹂躪和被欺辱的民眾像飛蛾一般投向一堆烈火。在張藝謀的電影中，秋菊被村長羞辱，秋菊開始傾家蕩產地上訪，背井離鄉戰戰兢兢游走于各個森嚴的衙門口，這其實是政府對公民更大的羞辱。當秋菊終於用市長的權力壓制了村長的權力時，秋菊勝利了麼？不，是市長的勝利。這裏與法律和正義沒有任何關聯。
上訪制度的設計在中國這個畸形的現實中形成引蛇出洞自投羅網的局面，上訪者和上訪信往往落入另一當事人之手，而這一當事人基本都是官僚集團或權力部門，他可以人贓俱獲地對上訪者進行更嚴重的迫害。可以說，上訪制度不過是老鼠夾子上的蛋糕，看起來美味，吃起來要命。精神病院只是迫害場所之一罷了，迫害機構竟是公權力，迫害費用也由納稅人承擔。安元鼎醜聞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僅舉兩例：今年4月10日，湖北十堰市公民彭寶泉因為拍攝上訪照片，被當地警方送進精神病院。河南漯河公民徐林東因為幫助同村殘疾人張桂芝寫申訴材料，2003年10月被當地政府強行關進精神病院。被關6年多時間，他“被捆綁50次，被電擊55次，兩度逃跑，幾度自殺”。今年4月25日，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徐林東被精神病院釋放。 上訪者因為對上訪制度的信任，往往導致對權力的依賴和迷信，而喪失自己對正義感的勇氣和執行力。其結果是，在缺乏操作誠意的上訪制度欺騙下，從傾家蕩產到家破人亡，受盡人生屈辱，生不如死，欲罷不能，欲哭無淚，這就是壞制度的惡果。
上訪制度是對法律的僭越和鄙視。在法律面前，可以清晰地識別原告與被告，審判過程和法律程序至少在理論上已經較為完善。但在曖昧不清的上訪制度中，一切都是糊裏糊塗的黑匣子，好像傻大姐信箱一樣，幻想可以澆滅在心中怒火。而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事情。
取消上訪制度，有利於法治建設，法律將得到更好的尊重。取消上訪制度，有利於公民意識提高，公民天然擁有批判政府的權利，用不著去乞求政府。取消上訪制度，有利於提高公民的正義感。當法律程序不能贏得正義時，公民天然擁有自主尋求正義的權利，殺人有罪，殺惡人即是行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永遠保留的公民的反抗權利是人類最樸實最基本的法律，這也是一些國家公民持槍權的原始依據。取消上訪制度，有利於打壓官僚集團的權力欲和肆無忌憚，使強大而獨立的民意和法律對其產生真正的威懾感。
穩定壓倒了什麼？ 武毛克於2011-1-8 13:20:06 發佈在凱迪社區> 貓眼看人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貧富差距、城鄉差距、貧困與不平等、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逐漸凸顯。群體性事件的快速增長，尤其是更多特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不斷發生。為了應對這些風險，政府往往會採取各種措施維繫體制的穩定，並最終形成一種剛性穩定結構。剛性穩定是以社會絕對安定為管治目標，把一切抗議行為都視為無序和混亂，都要採取一切手段進行壓制或打擊。在剛性穩定的情況下，社會管治的方式總是簡單化和絕對化。在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還會以“維穩”綁架中央政府。有時，為了“維穩”，哪怕下級政府的行為違法，上級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諒解。可以說，在中國，地方政府以“穩定”為藉口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破壞最基本的社會規則已經很嚴重。在社會轉型期，本來應是民眾大量“正常”表達意願的群體行為，卻由於地方政府的“刻意作為”而變成了“非法行為”。政府本來可以處於十分“超脫”的地位，但由於處理矛盾的技巧問題和體制性壓力的影響，而陷入管治困境。後果就是政府要直面這些“非法事件”，沒有任何緩衝和回旋的餘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在矛盾調解和糾紛化解中的作用。
我一直在呼籲，執政黨要反思“穩定壓倒一切”的觀念。這個觀點是鄧小平在國家處於特殊階段時提出來的。同時，鄧小平也提到了“改革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而我們現在呢，我們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忽略了其他問題。為了穩定，我們不惜犧牲民生；為了穩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時遊街批鬥的一套都拿出來了；為了穩定，我們不惜濫用警力。穩定壓倒一切，它究竟壓倒了什麼？壓倒了民生，壓倒了人權，壓倒了法治，壓倒了改革，而穩定卻壓不倒腐敗，壓不倒礦難，壓不倒違法拆遷。 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話題和“敏感”時期，甚至把一些國計民生的問題，都搞成了所謂的“敏感”問題。大家均採取回避態度，不敢正視和討論。事實上，這只是政府的過度反應，也是嚴重的不自信表現。我認為，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脫敏”。 另外，應該打開司法大門，通過司法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從理論上講，信訪只是包括行政訴訟、行政復議等行政救濟手段之一，而國家的司法救濟才是公民權利救濟最主要的形式。必須看到，試圖用行政救濟替代司法救濟的一個嚴重後果，就是在客觀上會消解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這一現代社會治理的基礎。但是，當前我們的法院處境尷尬，“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司法地方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同時，可以設立專職人大代表，把信訪集中到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人民代表來監督一府兩院的工作，並系統地建立民眾的利益表達組織。我發現，人大代表有一個特點，敢於“罵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罵得狗血噴頭，並且對方還不會有太大意見。這就說明了專職人大代表機構可以起到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緩衝作用。 改革可以先從縣開始。比如可以選取幾個縣，改革試驗幾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擴大到省，再試驗幾年。這樣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間”換“時間”。萬一改革失敗了，也不會對大局造成影響。 （原文刊於1月4日《國際先驅導報》）
“喂，你在哪兒腐敗啊？” 乍聞此言，網友也許會以為是檢察院反貪局在審訊貪官。不是。這是我近段時間三次聽到的電話問候，也許是2010年度最ING最給力的問候語。 第一次在瀋陽，飯桌上談及一件事，一個朋友說打電話問問他交情賊鐵的主管副廳長。
他撥通手機，大大咧咧地問候：“喂，大哥，在哪里腐敗啊？” 第二次在青島，想請一位局長吃飯。負責召集的朋友和局長很熟悉，撥通手機，開門見山一句：“喂，兄弟，在哪里腐敗啊？” 第三次在杭州，一幫朋友在西湖邊茶館喝茶。聊到一個地產項目的籌備進展時，開發商朋友撥通手機，親密地問候項目分管市長：“喂，領導，在哪里腐敗啊？”從北到南，“在哪里腐敗啊”成了上流社會的戲謔問候語。我初聽一驚，心想這樣問候對領導太不恭了吧？複聽一詫，禮儀之邦的山東也這樣問候？再聽一怔，“腐敗”莫非已經成了一個當今社會流行的褒義詞？ 從中國原始社會最早問候“無它乎（你沒有被蛇咬著吧）”，到奴隸社會問候“無恙乎（平安無事吧）”，再到千年封建社會的問候“你吃了吧？”問候語在人們語言交流中使用頻率最高、使用人數最廣泛。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民素質提高，對外交往頻繁，國外的問候語如“Hello”、“Hi”、“您好”、“早上好”、“晚安”開始廣被人們使用。在市場經濟時代，朋友見面問一聲“在哪里發財”或“上什麼項目了”，和現實生活相映成趣。而今進入互聯網時代，人們思想觀點個性化，生活方式多元化，見面問候也更加隨興所至。
大款相見：你“離”了嗎？市民相見：你“搬”了嗎？網蟲相見：你“上”了嗎？彩民相見：你“中”了嗎？股民相見：你“漲”了嗎？官員相見：你提拔了嗎？大老闆相見：你拿地了嗎？小老闆相見：貸款下來沒？教授相見：課題批了沒？畢業生相見：工作找到沒？各色人等，各種問候。 語言是社會的鏡像，問候語作為一種演變著的符號表徵，深刻反映時代和社會心理的變遷，折射出社會時局與文化心態的變化，形象詮釋社會的熱點和民眾的聚焦。不難看出，問候語雖然在形式上很簡短，卻具有顯著的社會生活特徵。其變化發展，體現了社會的文明進步，也反映了社會發展進步的軌跡。 但沒想到，2010年度中國上流社會問候語，居然流行：“喂，你在哪兒腐敗啊？”驚詫發怔之餘，不免陷入深思。為何民眾萬般痛恨的“腐敗”一詞，會如此堂皇地成為上流社會一種風趣的口頭禪呢？ 我想，第一因素是：頹廢的“官場文化”已成為腐敗的大染缸。《人民論壇》刊文指出，當下中國正悄然出現一股庸俗、消極、頹廢的文化暗流，侵蝕著幹部隊伍的風氣。諸如庸俗下流的“段子”文化、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敷衍塞責的“號子”文化、奢侈糜爛的“杯子”文化等。比中央批判的“三俗”文化還燦爛。
所謂“段子”文化，就是幽默、詼諧包裝下的黃色笑話。從表面上看，段子只是一種私下傳頌的笑話，而且風趣詼諧，皆大歡喜。實質上，“段子”文化是低俗文化的噪音。所謂“圈子”文化，就是權力、地位、名譽、關係、利益的結合體。圈子的弊端在於只講小團結，不講大團結；只講圈內的利益，不顧圈外的利益；只信任圈內人，不信任圈外人。所謂“號子”文化，就是空頭口號。上頭一句話，下頭就當成號子跟著喊，口號震天響，最終落實不到行動上來。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無物；會議成了“二傳手”，層層因襲，裝模作樣。所謂“杯子”文化，就是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圍著杯子轉。“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員生活形態的真實寫照，反映了少數人沉湎酒肉，縱情聲色，碌碌無為，遊戲人生。此外，還有“裙子”文化盛行，十貪九色；“骰子”文化盛行，小賭成風；“票子”文化盛行，權力尋租，行賄受賄，賣官鬻爵；“面子”文化盛行，好大喜功；“條子”文化盛行，權大於法；“路子”文化盛行，關係織網……等等。
“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中國官場文化是孔子這句話的形象注解。
第二因素是：“腐敗”已成為中國官員的生活方式。 何謂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勞動工作、休息娛樂、社會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價值觀、道德觀、審美觀、以及與這些方式相關的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歸、下地幹活、春種秋收、淳樸勤勞是農民生活方式。按時上班、按時下班、按勞計酬、業餘休閒、敬業愛崗是工人生活方式。研究學問、追求真理、傳道授業解惑是知識分子生活方式。
而中國官員生活方式則是，每天公款消費，吃喝玩樂，或接受權力尋租者和利益請托者的供奉伺候，收禮受賄。公款消費的名目越來越繁多，花樣也越來越離奇。酒店、髮廊、麻將室、桑拿房、KTV、高爾夫、境外賭博場，聲色犬馬之場所，處處可見官員生動活潑的身影。中國官場一年公款消費竟然將近九千億之巨。貪污受賄的膽子越來越大，不管官職大小，動輒貪污幾千萬、上億。為官一任，貪污幾萬已經是難得的清官了。公權力不僅要拿公款養肥自己，甚至還要夫貴妻榮，蔭庇子弟。“抽煙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供，工資基本不動”之民諺戲謔語，在如今官場已經OUT了。經手一事不貪，不辦；一日無人吃請，難受。官員日子就這樣在“腐敗生活方式”中一頁頁翻過。
第三因素是：“腐敗即合理”已成為一種無奈的社會認知。
在京城，天上人間之類奢華場所，讓國人大開眼界。酒文化無比絢麗無比輝煌，CCTV廣告投標年年被五糧液、茅臺一擲數億金“灌醉”。北京官場飯局常分小套餐、大套餐。小套餐是吃喝之後K歌，上萬元消費稀鬆平常；大套餐是吃喝之後時尚運動、高級休閒、全套桑拿等系列活動，模特美女作陪，應有盡有，一夜下來起碼消費幾萬十幾萬。北京各大賓館酒店都設有貴賓包廂，甚至有所謂“首長包廂”，最低消費起步數萬元。各大俱樂部，權貴穿梭，名流晃動，紙醉金迷。大員出席，不講排場，不顯其威；縣官進京，不送大禮，不顯其誠。已被國務院明令撤銷的各市縣駐京辦，就是地方政府“跑部錢進”、迎來送往的腐敗基地。連聖潔之地中央黨校門口的崇學山莊，也成為各種勢力投機鑽營、公關在校進修高官的理想聯絡點。
在基層，自上而下約束權力的制度往往成強弩之末。在監督制度有名無實狀態下，“腐敗文化”無疑氾濫得更快、更廣。而“腐敗即合理”思維一旦形成氣候，意味著做“清官”很可能會遭到孤立排擠，面臨著要麼“出局”要麼被“同化”的命運抉擇。一個官員腐敗個案，往往牽出一大批，成為腐敗“窩案”。“腐敗文化”就像大染缸，其腐蝕與氾濫能力非常強。一方面社會公眾對公款奢侈浪費極為憤慨，而另一方面在一些官員眼中，公款揮霍浪費和吃請收禮受賄，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公款消費甚至披上制度化的外衣，美其名曰“職務消費”、“公務應酬”，成為一些部門和單位的日常運行方式。
在民間，雖然近年來民間反腐呼聲日益高漲，但認為好不好與現實中“合不合理”其實是兩回事。痛恨腐敗的視角有兩種：一是作為旁觀者，與腐敗者沒有利益瓜葛，可以單純從道德角度來評判；二是受害者，對權力腐敗侵害社會公平公正深有所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在中國官場生態下，假如我們自己當官會怎樣？假如我們自己遇上棘手的問題需要解決，是否希望能有“後門”可走？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經不起這樣的拷問。為什麼官員手上的公章那麼值錢？為什麼禮品市場的生意那麼興旺？其中原因絕非偶然。官場的普遍腐敗導致了民眾的無奈、絕望和追崇。 氾濫於民間的“腐敗即合理”思維，其實並非出於人類天然的價值判斷，而是民眾在長期實踐中被動積累出來的辦事“智慧”。因為不按照腐敗官場的那套潛規則，就會成為現實中的吃虧者。這樣的“智慧”久而久之，其中的道德評價因素就會慢慢地被剝離，“不合理”就會變成“合理”。民眾變得更加“務實”，甚至由痛恨權力腐敗轉而羡慕權力，把“自己也能腐敗”當成追求的目標。而“民間文化”對“官場文化”同樣有反作用力，因為官員大多是從民眾中來。兩者互動，中國社會就墮入惡性循環的腐敗深淵。 寫此文時，又看到一則新聞。《河南日報》報道濮陽市委辦公室欠酒店十三萬元飯錢沒有支付。媒體曝光後，濮陽市委辦發函要求黨報刪稿，認為有損市委辦形象，不利於黨報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我想，小酒店要不是被欠得撐不下去，即將面臨倒閉，就算吃了豹子膽，也不敢動你市委辦的老虎屁股啊。嗚呼，堂堂市委辦厚顏暴強至此，夫複何言！單位形象是光彩照人還是醜陋不堪，從來都是自己塑造出來的。一個單位如此，大而廣之，一個城市、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形象也是如此。 “喂，你在哪兒腐敗啊？” 親愛的網友，當你聽到這句史上最牛的問候語，有何感想呢？長此以往，下一句更牛的問候語又會是什麼呢？ 天涯微博